大城市的不容易，常常是從租房開始的。
不同于電視劇，現(xiàn)實中的租房是無數(shù)次退讓和妥協(xié)組成的。離公司近租金+1500元、離地鐵近租金+800元、有獨衛(wèi)租金+500元……房租成了年輕人走向經(jīng)濟獨立路上的第一只攔路虎。
雖然城市給人留下了無限可能，但交了房租之后，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已經(jīng)拉響警報，城市留給他們的選擇也只剩下了沙縣、黃燜雞和蘭州拉面。
從2021年的數(shù)據(jù)來看，如果剛剛畢業(yè)的大學生，想在城市里住上一間體面的房子是困難的。
舉個例子，深圳的2020屆應屆畢業(yè)生平均月薪近7000元，如果你想在這座城市住上30平米大的房子，那每個月你有43%的收入要交給房東。在北京，這個數(shù)字是42%，在上海，這個數(shù)字是38%。
一線城市的魔力越大，房租收入比可能就越高。
從房租價格的趨勢來看，年輕人的房租負擔可能還在不斷變大。
根據(jù)全國房價行情網(wǎng)的數(shù)據(jù)，2021 年全國14座主要城市的房租同比都在上漲，而且不管是整租還是合租，部分城市的漲幅都比較明顯。
如果你要合租，北京和上海仍然是中國合租租金最高的城市，平均月租金保持在2500元左右。廣州、深圳等城市的租金同比增長最明顯，均超過了25%。本就因為價格問題選擇了合租的年輕人，有可能在過去一年里，膽戰(zhàn)心驚地接收房東的每一條微信。
整租方面，京、深、滬的整租月租金和其他城市拉開了明顯距離，這三座城市的平均整租租金均超過了8000元/月。
但從漲幅來看，武漢的整租租金同比漲幅明顯，達到了35%。在“留下百萬大學生”的號召下，高薪企業(yè)和優(yōu)秀工作機會的到來，也許讓武漢的租房市場一定程度上成為了賣方市場。
而且，如今即使愿意付出高房租的年輕人，也可能住不到城市的中心地帶了。
如果想單獨擁有一整套房子，北京最核心的東城區(qū)、西城區(qū)平均租金價格在1.3萬元/月上下。上海的租金天花板出現(xiàn)在黃浦區(qū)，在這里，平均整租租金達到了1.39萬元/月。
在價格壓力下，多數(shù)人只能選擇合租。2021年，上海主要行政區(qū)的合租租金保持在2000-3000元/月的區(qū)間。北京的情況也類似，想要住在朝陽、海淀等核心區(qū)域，平均月租金也在3000元左右。
在各地租金都在上漲的時候，我們將以3位上海青年的蝸居困境為范本，帶你走進他們的租房生活。從這 3 位背景不同的年輕人，一起看看 2021 年的大城市生活究竟如何。
01“公司有沙發(fā)，蓋塊毛毯就能湊合睡一晚”
2019 年，小陳來到大城市。作為一個新入職的編輯，小陳的收入沒多少，租房的要求卻有點高。她需要靠近地鐵站，方便她出門采訪說走就走。因為她經(jīng)常要在家寫稿，室內環(huán)境也不能太差。
小陳的運氣不錯，她在公司附近找到了一個二房東直租的房子，18m² 的主臥，朝南，帶獨立陽臺，和室友共用廚房和衛(wèi)生間。唯一的缺點就是貴，加上水電費，小陳的房租一個月 4000 多元，當時她試用期的工資不過 8000 元。
在父母的資助下，小陳還是搬進了這套房子，她感覺自己過上了都市麗人的生活：客廳有電視、沙發(fā)，她和室友周末經(jīng)常窩在一起吃飯、看綜藝。家斜對面就是一個購物中心，有優(yōu)衣庫、名創(chuàng)優(yōu)品等品牌，她下班后偶爾會去逛逛。
來到 2021 年夏天，房子合約到期后，小陳沒打算續(xù)約。房東漲了 10% 的租金，漲得不多，但小陳依然承擔不起。“今年我 24 歲了，再讓父母貼補房租，我不好意思。”小陳說在她小的時候，媽媽告訴她要自立。后來家里人從“供你讀完書就要求你經(jīng)濟獨立”到“工作了以后還每個月補貼房租”，一路讓步。
于是小陳想在租房上省點錢，實現(xiàn)經(jīng)濟獨立。她把預算降到了 3000 以內，但她對租房的要求仍然沒降，“遠就遠點，但我住得一定要舒適”，還增加了一條，“主臥獨衛(wèi)，衛(wèi)生間干濕分離。”
考慮到經(jīng)常要出差，小陳把找房范圍鎖定在了火車站附近。很快，她通過長租公寓租下了一套位于郊區(qū)的兩居室主臥，采光好、房間大、書桌寬敞，帶獨立衛(wèi)浴，加上服務費，每個月房租也就 2800 元。
距離城市中心有一定距離的郊區(qū)是租房的洼地之一，但缺點也顯而易見：小陳的通勤時間從原先的 30 分鐘驟升到 80 分鐘，小陳開始經(jīng)常遲到，“雖然公司不打卡，但每天都是辦公室最晚一個到，我也覺得很羞愧。”
小陳說，為了防止自己第二天遲到，每個工作日晚上 20:45，小陳心里那個看不見的鬧鐘會咔噠一聲，提醒她，差不多該出發(fā)回家了。而她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工作再拖一小會兒，等到坐上地鐵再一看手機，快 21:30 點了�；丶衣吠韭�，小陳要先坐 2 號線到終點站前一站，再換乘 17 號線坐 4 站，最后步行 15 分鐘才能到家。“回家后稍微收拾下房間，洗個澡，就過零點了。我還有點睡眠障礙，無法立刻睡著，刷會手機聽會播客可能就凌晨 2 點了。”
由于通勤時間太過漫長，小陳每天只能睡 6 小時不到，因此她有時候會選擇在公司里通宵，公司有沙發(fā)，蓋塊毛毯就能湊合睡一晚，這樣的事情每個月都會發(fā)生 3-4 次。
“有時候寫完稿就凌晨一兩點了，回到家洗漱完就是三四點，第二天八點又要起床，還不如在公司多睡一會。”
小陳也試圖在漫長的通勤中找點事干，比如在手機備忘錄里寫稿、刷刷社交軟件找選題，來讓通勤時間變得有效率，“但實在太累了，在地鐵里搖搖晃晃時只想暫時閉上眼，休息一會。”
02“小區(qū)是新開發(fā)的，周邊連麥當勞都沒有”
從 2017 年到 2021 年，美羊羊在上海搬過 6 次家。前 3 次美羊羊都選擇了和朋友合租，直到第 4 次美羊羊才開始和陌生人合租。
這一次室友多，美羊羊開始體會到合租的麻煩。每天早上，美羊羊把洗漱用品拿在手里，豎起耳朵聽被占用的洗手間什么時候開門，隨時準備沖過去。在家休息時美羊羊需要安靜，但是每天都有快遞和外賣員咚咚咚地敲門。
自從隔壁搬來兩個女生，居家生活就更讓人頭痛了。她們都有男朋友，經(jīng)常會和對象一起在家里做飯，一到周末就會占用廚房、大廳等公共空間。于是，一年租期住完，美羊羊沒有續(xù)租下去。
第五次找房的時候，美羊羊下定決心要整租。當時美羊羊在淞虹路上班，她在上海青浦區(qū)整租了一套一室廳，這是她在上海唯一租到的一個帶有密碼鎖的房子，每個月房租 3700 元，40 分鐘左右的通勤時間，美羊羊覺得還是很劃算的。
“所有人都告訴我青浦不是上海，但我無所謂。反正優(yōu)先考慮通勤時間嘛對不對？我也沒有說天天要出去玩，我住得很偏，那就住得偏吧。”
但等到美羊羊搬家了之后，她發(fā)現(xiàn)，住在郊區(qū)的出行成本太高了。但凡她要在周末和朋友見面，來回就需要三小時；關系再好，她也不會邀請朋友去她家做客，因為一旦邀請別人就要坐兩個小時的地鐵，美羊羊不好意思開這個口。
小區(qū)是新開發(fā)的，周圍沒有任何的娛樂設施，連麥當勞都沒有，美羊羊的社交開始變得很少。“我在上海好像變成了一座孤島，那時候我和我的貓就每天一起玩、做做飯、看看日落，還算開心，但和我理想中的生活還是會有一點差距，住在郊區(qū)還是會對生活有一定影響的。”
半年后，美羊羊選擇降薪換了份自己喜歡的工作。辦公地點在上海的宇宙中心南京路，她的通勤時間驟升到 90 分鐘，工資也不足以承擔每個月 3700 元的房租。于是她開始找房，列出了這一回的硬性要求，“地鐵周邊、通勤時間控制在 1 小時內、房租不超過工資的三分之一。”
開始找房前，美羊羊就意識到了上海的居住壓力，“轉租時，我本來擔心房東不讓我轉，因為重新找租客簽房約很麻煩。但我發(fā)現(xiàn)她很開心，跟我說往外面掛房租 4800 元，我說我簽約是 3700 元現(xiàn)在掛 4800 元，哪個冤大頭會接？房東說有的是人要租。”果不其然，不到一周內房子就轉租出去了，最終成交價是 4500 元，接盤的也是一個獨居女孩。
“我開始找房時，才發(fā)現(xiàn)上海租房哪哪都貴，貴得莫名其妙。”美羊羊從 7 號線看到 2 號線看到 1 號線 看到 13 號線最后看到 12 號線，“當時我看了一個月的房子，手機界面在 5 個租房App之間切換，自如、鏈家我都去看了，要么下班去看，要么周末我在外頭看一整天，因為一旦中介放出房源，立馬就沒，都得搶著去看房。”
最后，美羊羊在上海老浦東租下了一套兩居室的主臥，月租 2800 元。“最近要交最新一季度房租時，我深刻體會到了什么叫貧窮，真應了那句話'我辛辛苦苦打工，我的房東發(fā)財'。”
03“房租漲到 7000 元，我還不如回老家付房貸”
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，上海 35 度，孫祺站在樓下樹蔭處守著攤兒，搬家?guī)煾涤眯⊥宪嚢阉募耶旉懤m(xù)運下來。有十個用膠帶封好的紙箱，還有一只貓。貓是他辭職后在路邊撿到的，就領養(yǎng)了。這是孫祺在上海第三次搬家，5 年前他剛來上海工作的時候，身邊只有一個行李箱。這一次，孫祺收拾好了所有家當，目的地是江蘇老家。
對于孫祺回老家這件事，他的媽媽特別不能理解。“電話里我媽沉默了一陣，問我日后有什么打算，我說我就想回老家隨便找個活兒，我媽覺得我沒出息。”
孫祺 32 歲，之前在上海某互聯(lián)網(wǎng)大廠當碼農(nóng)，收入可觀。他坦誠地表示，房租漲價，僅僅是離滬的導火索。“996 只是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的一種說法， 我離職前的工作時長，加起來根本就不止 996。”項目忙起來的時候，孫祺根本不會回家，因此他對住房沒有太高的要求。在上海時他住在婁山關路附近的三居室主臥，房租每個月 5800 元。
孫祺也曾享受過工作，“因為我們敲下一行簡單的代碼，可以對整個互聯(lián)網(wǎng)行業(yè)造成非常大的影響。至少我曾經(jīng)是這么安慰自己的。”但這點追求，在今年被另一個追求所替代。7 月房子的合約到期時，孫祺的房東通知他，房租漲到了 7000 元。“我還不如回揚州付房貸，綽綽有余。”
孫祺在大城市漂泊近 10 年了，手頭也存了點積蓄，想著也是時候談戀愛、結婚，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，于是便辭職了。
回到家鄉(xiāng)后，孫祺沒急著買房，倒是先買了輛車。有時候煩，天氣不好的時候他就半夜開車出去，拉幾個滴滴的活兒，車上聽聽 podcast。“碰著那些暴風雨天里趕路的，能給他們送到地方，心里還挺滿足的。”
孫祺打定了主意，不會再回到大城市了。不久前，他和發(fā)小干起了“收垃圾”的買賣，“就是你理解的，從一個工廠收了垃圾，分類處理了再倒手賣出去……金屬最值錢……倒也不是覺得這事有賺頭，但起碼得給自己找點事做吧。”
在本次研究過程中，我們尋找采訪對象時，還與北京、深圳、杭州等地的朋友聊了聊。在這些人中，不乏本人或身邊的同事因各種現(xiàn)實原因離開了大城市。
北京朋友章魚因為身體原因病休了一段時間，收入減少，她的存款基本為 0，因此選擇回到了家鄉(xiāng)河北。“在北京時我住在一個 10 多平的次臥，家裝老舊，要在蹲坑上蓋層塑料板才能洗澡。我北漂了兩年，卻一點錢都沒存下來……不明白我為什么要吃這個苦。”
深圳朋友小智曾就職于北京某互聯(lián)網(wǎng)大廠，“有一陣子忙得能在零點前回到家都心滿意足，但那個月工資到手也就一萬出頭，甚至連下一季度的房租都得靠借唄，心一橫就辭職回老家了。”回到家后沒多久，小智收到了深圳某大廠的 offer，他又來到了深圳。“'過好日子'的欲望足以把任何阻力消化掉。但什么叫好日子呢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租金占據(jù)月收入的大部分，交了房租、花錢吃喝，每個月底銀行余額所剩無幾，已經(jīng)成了眾多年輕人的真實生活寫照。
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輕人，空著手來，空著手走。
也許他們在故鄉(xiāng)積攢了足夠的能力與勇氣之后，會卷土重來，又或許，他們再也不會回去了。
（應受訪對象要求，文中小陳、美羊羊、孫祺、章魚、小智均為化名）
來源：DT財經(jīng)
